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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中国金融市场对外开放进程不断加速。2020年，中国证券基金行业的大门将全面敞开。
2019年10月，证监会宣布，自2020年4月1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取消基金管理公司外资股比限制；自2020年12月1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取消证券公司外资股比限制。此外，银保监会也发布文件提到，2020年正式取消合资寿险公司的外资比例限制，合资寿险公司的外资比例可达100%。从市场迹象而言，随着政策开放，不少外资机构在业务、能力、牌照等各方面继续提速，加紧中国金融市场的布局开拓。
如果说过去由于政策限制，外资金融机构在中国市场只是浅尝辄止的尝试，那么这一轮的外资积极介入与大面积涉水，对于中国金融市场以及本土金融机构而言将带来实质性的搅动，加速行业的剧烈变化。
当下，中国经济虽然正处于增速换挡期，但研究显示，未来5年，中国仍将是全球经济稳步的增长的最大引擎。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显示，2013-2018年的五年，中国在全球增长中占到28%，该比例是美国的两倍多。IMF预计，在2019-2024年的五年间，中国在全球经济稳步的增长中的占比仍将维持在类似水准。从研究结果而言，中国将取代美国成为全球经济新引擎。
面对不断敞开的政策大门，以及瞄准了中国金融市场广阔的发展空间与引擎增长极，对中国长期资金市场瞄准已久的外资金融机构蓄势待发。而这些外资巨头可谓来势汹汹，无论在体量、管理模式，还是在技术解决方案等层面，均为国际一流的资管机构。这其中，包括此前已在中国基金业协会完成私募备案的富达、贝莱德、瑞银、桥水等一批外资机构，以及近期刚获中国证监会批准开业的野村东方国际证券、摩根大通等。
金融市场的国际化是我国金融改革的必然趋势。开放能够激活中国金融市场活力，提升抗风险能力，并降低国际金融市场波动对中国金融市场的影响。但是，面对外资巨头的冲击，国内金融机构是否做好了同台竞技的准备？另外，这一趋势在促进中国金融市场更加成熟化的同时，对国内金融的主体业态会有何影响？尤其在金融科技逐渐成为行业发展大势所趋的情境下，中国金融科技在自主创新方面，将如何积极应对这场行业挑战？
对此，铂诺计算创始人简毅近期在接受《财经》视频专访时表示，中国资管行业发展到今天，在行业加快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的形势下，于公司而言，科技能力是其硬核，一家资管公司的“含科量”将决定着这家公司未来的整体发展潜力。外资金融机构的加入，除了对中国金融行业发展和技术推进有积极促进作用以外，也会为中国经济注入新鲜血液，但与此同时也要看到，这对国内资管行业可能带来潜在的冲击。简毅表示，面对这一趋势，国内行业机构应当加大科技投入与自主创新程度，提升中国金融科技自主能力，为金融科技行业打造一条坚固的护城河。
外资巨头冲击，金融科技自主创新重要性凸显
随着国内金融市场开放步伐加快，中国巨大的经济体量以及长期资金市场广阔的发展空间，对在全球范围内积极寻求占位的国际巨头形成巨大吸引力。
“从中美两国经济体量比较来看，目前整个中国权益类市场的市值只占美国的1/5，而中国GDP已经是美国的2/3。也就是说一个有着美国70%体量的市场，只对应其1/5的证券市值。”简毅说道，从权益类市场角度而言，中国未来可能成为全球经济的核心引擎，这种未来前景可期，这才是外资巨头如此看好中国市场并加紧布局的关键所在。
目前，外资金融机构已然在中国市场加紧“跑马圈地”。多个方面数据显示，截至目前，贝莱德、桥水、瑞银等22家国际重量级资管机构在中国基金业协会完成私募管理人备案登记，资管规模近60亿元。2019年12月14日，全球最大公募基金管理公司美国先锋集团与蚂蚁金服建立合作伙伴关系，经中国证监会批准，将为中国个人投资者提供基金投顾业务服务。同年12月18日，摩根大通表示，已获得中国证监会颁发的《经营证券期货业务许可证》，成为继野村东方国际证券之后，第二家获准开业的外资控股券商。
外资巨头在中国金融市场的布局已经是现在进行时，并且随着2020年证券基金行业的全方位开放，其在业务、能力、牌照等各方面会继续提速。中国资管领域会出现慢慢的变多外资机构的身影。
对此，市场普遍认为，这一形势对国内金融机构形成较大外围压力的同时，其所带来的“鲶鱼效应”也可以提升国内金融机构的经营效率，促进金融科技的创新，加速国内金融市场走向成熟。
正如证监会主席易会满于2019年11月21日在证券基金行业文化建设动员大会上所言，证券基金机构要有“本领恐慌”的危机感，树立追求“高精尖”的志向，磨练“跟高手过招”的锐气，加快建设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国际一流现代投资银行和财富管理机构。
简毅认为，外资的大量涌入，确实为中国实体经济注入了新鲜血液，同时也与中国金融供给侧改革相得益彰。在他看来，中国的金融供给侧改革在“去杠杆”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以后，金融向国际外资的开放会给改革带来新的战略契机，因为金融供给侧改革的方向将是减少债权比例，提升权益类资产的比例，外资的介入会盘活搅动这一市场的充分活力。
但同时，他也表示了自己的担忧，外资机构在全球市场操练多年，其服务水平、品牌、前后端技术研发等综合能力，国内资管机构与之相比仍有实际差距。“随着对外资的全面开放，如果我们不在这些方面加快赶上，这种金融科技的科研与应用层面的差距将会进一步拉开，也会间接影响到未来的金融市场。”在简毅看来，此种担忧是基于涌入中国市场的外资巨头的综合实力较强，尤其在金融科技方面不容小觑，在金融科技逐渐成为金融行业发展的未来趋势下，金融机构的“含科量”更是成为衡量一家金融机构整体发展潜力的主要的因素。
以贝莱德和高盛为例。贝莱德作为全球第一大资管机构，管理规模近7万亿美元。其每年将营收的10%左右用于科技投资，并持续加速内部创新和采用外部技术的机会。贝莱德的阿拉丁系统，构建了针对全球的整体宏观风控因子和基因，可以像雷达一样无时无刻扫描全球经济体中每一角落的风险点。再如高盛，几年来不断加码科技投入，从知名老牌投资银行，成为如今华尔街最强的科技公司之一。其私有交易引擎SecDB更是帮助它的交易员在华尔街脱颖而出，帮助公司度过 2008 年的经济危机。
毋庸置疑，金融科技早已成为金融行业以及各金融机构发力、发展的新动能、新引擎。金融科技的发展深化并拓展了金融服务的模式，使金融服务在经营、业务等方面更有效率，甚至颠覆了一些传统的服务模式，带来了新的业务增长点。
因此，面对外资巨头如此雄厚的科研力量，以及金融科技愈发重要的趋势，提高国内金融自主创新能力与水平的重要性就愈加彰显。在简毅看来，“这一重要性绝不亚于IT界的芯片和操作系统，只是短期内表现的尚不明显。”
金融科技赋能的进化路径
简毅认为，以2020年12月中国金融市场的全面对外开放为节点，中国金融市场将进入异常激烈的寡头竞争的第三阶段。其中，第一阶段是牛熊讨论、齐涨齐跌、以散户投资为主要特征的阶段，在2016年终结。之后散户退场，进入以大小机构之间博弈的第二阶段。目前中国金融市场尚处于第二阶段，大小机构正在博弈，正在朝寡头竞争阶段发展。
“在金融市场逐渐由中小机构博弈转向寡头竞争的阶段，每一家企业，不管是国有的大型资管，还是非公有制企业都在为此付出努力，当然，铂诺计算作为一家专注于金融场景的技术驱动型企业，是不应该缺席的。”简毅说道。他进一步解释称，在市场投资结构由散户阶段到机构主导阶段，再到寡头竞争阶段，这一进程中，金融市场也会逐步由情绪化、知识储备不足进入更为成熟理性阶段。“而金融科技作为金融服务的有效技术手段，有助于金融行业的觉醒，并加速这一进程。”
简毅认为，投研能力究其本质，就是持续对新认知的演进、吸收、处理、迭代与进化，这方面要坦承外资巨头们已集合了几十年的经验系统，与之相比，中国尚有差距。不过，中国机构也在积极应对，包括更强化中台能力的补给。这仍需要一定时间来实现。
因此，面对这一趋势浪潮，简毅对铂诺计算的布局是结合行业趋势，希望能对资管行业赋能，提供一个在最底层辅助决策的操作系统。据其介绍，铂诺计算是一家致力于将AI技术应用在金融场景的技术驱动型企业，其核心产品——Arno大脑是一款面向大资管机构的智能投研策略辅助系统，是基于人机互动理论，充分运用大数据、云计算和机器学习等前沿AI技术，将优秀基金经理的经验和灵性与人工智能大数据的客观理性相结合，目标是为基金经理赋能。
近些年，虽然国内金融机构纷纷投入金融科技这一蓝海，但铂诺计算在这一竞争格局中有着清晰的认识。正如简毅此前接受《财经》视频专访时所言，要在这一领域站稳脚跟并脱颖而出，就必须形成具有标志性的竞争力壁垒，构建生态稀缺又极具差异化的战略护城河。
因此，相较于目前市场上其他的金融科技产品，Arno大脑有着其独特的优势。“目前市场上的金融科技产品大致上可以分为三类。第一，交易端，为交易员服务，提高效率。第二，数据端，为研究员服务。铂诺计算的Arno大脑为第三类，为基金经理服务。这是我们差异化的核心优势，更加专注于整体决策驱动系统方面，为整个行业提供价值。”简毅称。
一个优秀的基金经理的最大特点，就是其投资能力能够长期稳定持续并且不断迭代。而Arno大脑便可以通过持续记录一个基金经理的高光时刻，并且不断进化、迭代其所有认知，形成新的竞争力。Arno大脑通过对全市场股票进行定性与定量分析，并从宏观策略、中观行业、微观个股三个维度层层深入，为整个金融机构的前台提供智能投研策略辅助。目前，该产品已迭代到5.0版本。
“我们接下来也会加强跟外部机构的研究院的合作，同时加强外部技术人才、AI人才的引进，并加快一些具体金融场景的落地。我们愿意为那些有志于在资管行业更好地服务用户，给客户提供长期持续信任的基金经理以及资产管理公司，去提供我们的价值。”简毅说。
多管齐下，持续推动金融科技自主创新
目前，金融科技不断颠覆并重塑整个金融行业，金融科技的发展不仅关系着一家金融机构能否在这一领域站稳脚跟并脱颖而出，更关系着金融科技在国际化进程中的自主创新水平。因此，金融科技的发展与创新有赖于行业、金融机构各方的共同努力和推动。
但是科技发展从来都是知易行难，一项金融科技从理论到落地应用，其背后更是需要无数人力、物力以及技术等方面的长期持续投入。
对此，简毅呼吁，金融科技发展中，离不开政府的推进与支持，其中也包括以政府出资的国有大型金融机构，更应该加大科技投入与技术研发。作为民营金融企业，虽然易受体量、政策、品牌以及资金等多方面的限制，但是也应通过自身科学技术创新去为行业赋能，为金融科技发展尽心尽力发挥价值。
具体而言，简毅建议，有三条实现路径，可以推进中国金融科技行业更好地应对未来的开放市场大势。
首先，要加快具体金融场景项目的开发落地。随着国家全面取消在华外资银行、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等金融机构业务范围以及持股比例的限制，中外金融机构将在具体业务层面进行激烈的正面角逐。国内金融科技要加快从理论到实际应用的具体落地。
其次，构建与完善具有金融议价能力与影响力的第三方评级或促进机构。提高国内金融科技的自主程度，除了切实加大这方面的自主创新与科技投入以外，行业软实力的提高也极为关键。如全球最大的财经资讯公司彭博社，以及国际上公认的最具权威性的三家专业信用评级机构，美国标准·普尔公司、穆迪投资服务公司和惠誉国际信用评级有限公司。这些机构在全球金融市场上都具备较强的话语权。政府也应该在这方面做全方位扶持，鼓励这些机构在国内的更多发展，促进行业进一步完善。
最后，同行之间要加强合作沟通。面对诸多外资巨头的加入，本土金融机构之间如果各自为政必然难以抵御其强有力的冲击。简毅建议，在公平与透明的市场之间的竞争中，希望同业之间也能多沟通互动，一起推动金融科技行业发展，共同迎接这个巨大的权益类资产时代的到来，进而加强中国金融科技的自主创新能力与水平，使得更好地应对和拥抱行业全新变化。
（文稿：郭彦巧）
（视频编导：刘阳 钟诚）
